二十一世紀,城市群和經濟圈的發展已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規劃之中。各地區在推進城市群和經濟圈建設的過程中,應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進行合理分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對於一國經濟發展的衡量,已經不能單純用GDP來衡量,早在201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就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十九大報告中提到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隨著科技與信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業之間的溝通成本和運輸成本,為企業內部生產部門和製造部門在地理空間上的分離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出現了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中心城市,製造業集聚在外圍城市的格局。集聚的外部性使得分工更加專業化,分工深化進一步導致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的降低。在這樣一個循環累積的過程中,城市規模不斷擴張,生產率不斷提高。在城市群中,新型的以價值鏈分工為基礎的城市功能分工格局在我國城市群和經濟圈的發展中日漸顯著,表現為中心城市主要發揮生產性服務功能,外圍城市主要發揮製造功能,這種新型的城市功能分工成為了研究城市群和經濟圈內部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新領域。目前我國共布局了19個國家級城市群,其中,成渝城市群是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最好的城市群之一,目前,國家已經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納入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然而,與發展成熟的京津冀都市經濟圈,長三角都市經濟圈,珠三角都市經濟圈相比,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產業結構同質化,競爭大於合作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部城市合理分工乃至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高質量發展。在上述的背景下,本文以分工理論,產業區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作為理論基礎,從城市功能分工的角度,分析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主要內容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國內外有關城市功能分工的相關研究,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以及城市功能分工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分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理;第三部分,從個別城市主導優勢產業,中心——外圍城市功能分工,城市功能分工三個維度測算和分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功能分工水平,同時測算和分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第四部分,采用2004-2018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中16個城市的麵板數據,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與城市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係進行實證檢驗。最終得出的結論如下:(1)根據所測算的城市功能分工指數,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部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重慶,成都為中心,以綿陽,南充,宜賓,德陽等城市為外圍的城市功能分工格局;(2)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隨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的逐步深化,能夠帶動經濟圈整體產出效益的提高;(3)從分組來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既能帶動中心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又能帶動外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且對外圍城市的促進作用更強;(4)城市信息化水平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效果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政府幹預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功能分工效果沒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基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城市功能分工優化的政策建議,具體包括:(1)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第一,優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打造以成都,重慶為中心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集群,發揮通達全球,銜接高效,功能完善的交通中樞作用。第二,以數字經濟為引領,助推"數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2)優化產業空間布局。第一,總體統籌規劃配套完善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總部經濟基地,高新技術產業,優勢傳統產業園區等多層次,全方位的產業空間載體,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專業化水平,促進產業集聚化,高端化發展。第二,繼續布局周邊城市優勢產業的發展,加強外圍城市生產製造職能,提高城市競爭力。第三,各城市確定自己的主導優勢產業,通過分工協作形成研發在中心城市,製造在外圍城市的產業分工體係;(3)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第一,加強城市之間的創新合作,提高城市創新發展能力。第二,加強中心城市的創新成果應用到周邊城市,促進周邊的城市技術創新。第三,吸引創新人才,金融科技賦能科技創新,營造創新軟環境。

本文在社會分工視角下從技術和組織兩個層麵考察了數字經濟塑造城市網絡的理論機製,並匹配2011—201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與上市公司"總部-分支"機構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顯著提升了城市網絡中心性,這一結論在考慮指數測度誤差,內生性問題以及外生政策衝擊等因素後依然成立;相較於吸引外部投資,數字經濟增強城市對外部城市進行投資的效果更甚。機製檢驗表明,深化社會分工是數字經濟加強城市網絡經濟關聯的重要路徑。調節效應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緊密協作和多中心空間形態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能夠顯著強化數字經濟提升城市網絡中心性的邊際效應。因此,數字經濟賦能城市網絡不僅要重視平台分工網絡構建,更要加快推進政務互聯互通與網絡型城市群建設。